从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盗窃罪”，到最多判5年的“侵占
罪”；先是免予国家公诉，再是受害人“不再追究”……深圳机场女工梁丽的命
运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如今梁丽已经恢复自由，“拾”黄金
案似乎到此已经终结，但，公众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和思考并未平息。
“拾”黄金案引发司法大讨论
今年40岁的梁丽2008年开始被清洁公司委派到深圳机场打扫卫生。2008年12
月9日，梁丽在打扫卫生时“拾”走了一个被她当成“遗忘物”的纸箱，从此她的
命运发生了改变。
经检察机关审理查明，2008年12月9日8时许，东莞一家珠宝公司的员工王某
在深圳机场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被值机人员指示到另一个柜台办理。王某于是
离开柜台，并将一个装有一只小纸箱的行李手推车留在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当时
没有人知道，小纸箱装有14555克黄金首饰。案发后，估价约300万元。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王某离开33秒后，梁丽出现在这个纸箱旁。大约半分钟
后，梁丽将纸箱搬进了机场一间厕所。王某4分钟后返回，发现纸箱不见了，随即
向公安机关报警。
当日9时40分许，梁丽吃早餐时告诉同事，捡到一个比较重的纸箱。随后，两
名同事经梁丽同意，将纸箱打开并取走两包黄金首饰。梁丽从同事那里得知纸箱
内是黄金首饰后，将纸箱放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底层后离开，并从纸箱内取出一
件首饰交由同事到黄金首饰店鉴别，证实是黄金首饰。
当日14时许，梁丽下班后将纸箱带回住处，从纸箱取出一部分黄金首饰放入
其丈夫放在床边的衣服口袋内，纸箱就放置于床底下。16时许，同事找到梁丽，
告知机场有旅客丢失黄金并已报警。
当日18时许，民警到梁丽家中询问其是否从机场带回物品，梁丽否认。民警
遂对其进行劝说，直到床下存放的纸箱被民警发现，梁丽才承认该纸箱就是从机
场带回的。当民警继续追问是否还有首饰未交出，梁丽仍予否认。民警随后从梁
丽丈夫的衣服口袋内查获另一部分黄金首饰。最终民警将大部分黄金首饰追回，
但尚有136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随即，深圳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梁丽逮捕。
对于梁丽究竟是“捡”还是“盗”，到底应该以侵占罪起诉还是以盗窃罪起
诉，社会各界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一方认为，梁丽在机场大厅“捡”到物品，
以为是乘客遗弃的物品，当时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应该是“捡”；另一方
认为，物品是在机场办证、托运大厅的行李车上，梁丽是机场工作人员，在这种
情形下拿走旅客物品，跟普通老百姓在大马路上捡到无主物品，性质是完全不同
的。
检察机关定性“侵占罪”梁丽获得自由
由于此案存在争议，深圳市检察机关两次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2009年9月，梁丽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经过反复审查和研究，深圳市检察机关9月25日对此案审查终结。深圳市检察
机关办案人员认为，判断梁丽的行为是“拾”还是“盗”，关键是看其拿走的物
品究竟是“遗忘物”，还是“受害人实际控制下的财物”。但在此案当中，受害
人王某是在19号柜台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被值机员告知需要到10号柜台办理，
因此将行李留在19号柜台前，到22米远的10号柜台办理。王某离开期间，梁丽将
装着黄金的纸箱当成“遗忘物”拿走，很难判断梁丽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判断梁
丽的行为虽然也有盗窃的特征，但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更符合侵占罪的构成
特征。
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
构成盗窃罪。由于侵占罪不是检察机关管辖的公诉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即“不
告不理”。检察机关于9月25日解除对梁丽的取保候审，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并
建议公安机关将相关证据材料转交自诉人。
检察机关取消公诉后，梁丽接下来的命运取决于受害人的决定：如果受害人
不起诉梁丽，此案将到此为止；如果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梁丽，梁丽是否构成犯罪
将由法院依法判决。
梁丽的代理律师司贤利9月28日告诉记者，梁丽及其家人对检察机关的认定结
果表示满意。据司贤利介绍，本案当中的黄金首饰失主——东莞这家珠宝公司负
责人表示，东西找回来就好，他们不会再追究梁丽的责任，不会起诉梁丽，因此
梁丽已完全恢复自由。
“捡”黄金案引发的思考
梁丽“拾”黄金案法律上的程序虽已完结，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没有停止。
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深圳市检察机关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体现了“疑罪从无”、
宽严相济的法律精神，是尊重人权、法制进步的表现。法律界人士指出，尽管我
国1997年开始实施的新刑法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但“有罪推定”在司法
实践中仍然大行其道。深圳市检察机关此次对存疑、介乎两可之间的“捡”黄金
案“从轻”而非“从重”处理，正是“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理念的体现。
但是，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提出了反对的声音。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
顾问郑剑民认为，检察机关作出明显有利于梁丽的结论，是“法律对舆论的让步
”，明显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于规范社会道德起到了不当的示
范作用。
不少专家认为，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梁丽的行为的确
暴露出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和道德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的认知标准进行引
导，让公众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上的免予公诉并非意味着道德上的‘豁免’”，
否则，法律的“温情”将演变为对不当行为的纵容，进而混淆对行为认知和道德
判断的标准，造成全社会难以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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