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一起“矿难”，是一出现实版《盲井》的再次上演。记者追溯受害人，赴四川雷波县、高县、珙县调查，发现的是一座座现实版的《盲山》。“盲山”里，被人“容留”着一些外人很难想象的“盲流”。
盲井
从四川成都驱车向南行进413公里，即抵达凉山州雷波县城。
虽然全国第二、世界第三的溪洛渡水电站正在这里建设，但是，“雷波”这个地名对外界大多数人来说仍显陌生。它在历史上的大事件有二：诸葛亮南征孟获时双方曾在此交战；红军长征时曾路过此地。
两者均与战争有关。84%的山地地貌成为雷波交通上的天然屏障，如果不是行军，愿意光临此处的恐怕只有金沙江了。
近年，不断上演的“盲井事件”，将雷波卷入舆论漩涡之中。
《盲井》是导演李杨2003年拍摄的一部电影，情节并不复杂：有人将打工者带至矿区害死，伪造矿难现场，并冒充矿工家属骗取赔偿。
2007年至2011年，全国共有20多起“盲井事件”真实上演，犯罪嫌疑人大多来自雷波。
命案
最近一起雷波籍犯罪嫌疑人制造的“盲井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11日。
这天，江西东乡县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一名叫“吉鲁史格”的矿工死亡。3天后，“吉鲁史格”两名“家属”现身，索要120万元赔偿。
“家属”还带有“吉鲁史格”户籍所在地四川金阳县公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
这引起了东乡县虎圩乡派出所所长邹晔的怀疑：“这个明显不符程序，尸体还在我们这里呢，怎么他们当地的公安部门就开出死亡证明了？”
虎圩乡派出所民警赶赴四川金阳县调查，发现死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系伪造——“吉鲁史格”弟弟介绍，他哥哥确实名叫吉鲁史格，但不是证件照上的那个死者。
此外，“吉鲁史格”出事地点也很蹊跷，并非他正常的工作场所。——“吉鲁史格”本该在井下160米的工作面工作，但是，他却从距工作面37米高、尚未打通的通风井摔了下来。
警方控制了“吉鲁史格”的两名“亲属”和带他来做工的五名矿工。经多轮审讯，一个蓄意杀人并制造矿难假象骗取赔偿的作案团伙浮出水面。
据冒充“吉鲁史格”亲属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交代，2010年10月，他们以5200元从四川雷波买来一名智障流浪人员，冒用金阳县吉鲁史格的身份信息，为他制作了假身份证和假户口簿，今年3月，他们将“吉鲁史格”带到案发矿企打工，伺机将其杀害。
“到了(矿井)底下，就是看机会了。比如说今天去了，今天有机会，或者是有不安全的地方，就弄死他。”和“吉鲁史格”一起到矿企打工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卢几呷交代，自“吉鲁史格”3月初进入矿企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寻找机会杀死他，最后，他们发现通风井是理想的作案地点，便把他推下去了。
负责侦办此案的东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李斌说，这9名犯罪嫌疑人分工明确：1人负责安排他们到矿上干活；5人带着智障者一起打工并把他害死；2人在家等消息，智障者一旦遇害，他们就冒充家属到矿里索取赔偿；另外1人负责办理各种假证件。
4月18日，东乡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向检察院提请批捕卢几且等9人。
7月13日，李斌介绍，目前该案侦查工作结束，除一名涉嫌诈骗的嫌犯外逃外，其余案犯全部被警方控制，即将移送检方起诉。
雷波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兴伟说，遇害的“吉鲁史格”真实身份目前仍无法查实；卖掉“吉鲁史格”的犯罪嫌疑人龙拉铁已被雷波警方刑拘，但相关部门遇到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和法律依据对其实施起诉。
链条
在有据可查的资料中，雷波籍男子吉拿古哈是全国最早被发现利用“盲井”手法作案的人。
2007年冬天，河北武安市一家铁矿，21岁的吉拿古哈将“自己”火化，随后，他伪造出矿难现场，以此为由向矿方索赔了11万元。——这名被火化的男子只是名义上的“吉拿古哈”，其实，他是被吉拿古哈及同伙杀死的受害者。
雷波县公安局统计，截至2009年底，由雷波籍案犯制造的“盲井事件”共20起，其中2007年、2008年各1起，2009年18起。
这些案件中，2009年末发生的“黄所格事件”曾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当年11月23日，湖北黄石大冶市，一名叫“黄所格”的矿工，上班才第三天即不幸“坠井”身亡。26日，自称“黄所格”七叔的家属赶到大冶。27日，矿方提出赔偿20万元，“家属”表示满意。后来，警方调查发现，在矿难中死亡的“黄所格”，4年前就在四川雷波老家自杀了。
正是2009年，“盲井事件”在全国大量出现。来自福建永定县、三明市，河北宽城县、遵化市、迁西县，山东蓬莱市、招远市，浙江江山市，辽宁抚顺市、朝阳市，云南耿马县、湖北大冶市、四川甘洛县等9省15县(市)民警，纷纷赶到雷波，要求协查雷波籍犯罪嫌疑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的案件。
舆论开始关注到，雷波可能存在一条与“盲井事件”相关的犯罪链条：犯罪嫌疑人在这里买到智障人士后，带去外地各矿井，将其杀害并骗取赔偿。
“娃子”
“黄所格事件”发生后，那些被谋害的死难者渐渐引起人们关注，他们来自何方？
2009年12月26日，湖北媒体《楚天都市报》刊发《千里追踪伪造矿难杀人敲诈案》提到：
“目前发生的敲诈杀人案，被害者很多为身份不明的智障人员，而雷波山里圈养的‘娃子’，大部分也有智障。”
“当地一些山村像养牲口一样圈养着一些痴呆人员，当地人称为‘娃子’。他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条件成熟时，以他们的性命作为赚钱工具。”
“有一些人好吃懒做，成天四处游荡，碰到神志不清的流浪人员，悄悄跟在后面，拿出吃的喝的进行哄骗，然后圈养在深山中，贩卖给需要劳力的家庭。”
“还有更歹毒的人，将哄骗来的或买来的‘娃子’进行训练，带到全国各地去打工，伺机推下建筑工地，或在矿井下杀死，以骗取老板的赔偿金。”
“去年县政府曾发出通报，要求各家各户交出‘娃子’，返送回乡了一批。”
“去年6月，在该县公安局后面的深山中，警方一次性解救了40名痴呆人员。今年在卡哈咯山区也解救了7人，这些人员被圈养在草棚中，平时帮人放羊、干农活。”
这则报道刊发3天后，雷波县政府发布一份题为《关于记者用语错误的纠正》的新闻发言人材料指出：
被农户“容留”的智障人员，均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存在“像养牲口一样圈养”的情况，有的智障人员在清理时还不愿意离开；当地没有“娃子”，“娃子”是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家庭拥有的奴隶；雷波进行的是“清理”工作，不是“解救”。
2
盲流
雷波县不满意“娃子”的叫法，对于那些在“盲井事件”中遇害的人员，雷波县政府有一个称谓：无序流动人员。
针对当地村民“容留无序流动人员”的情况，雷波采取了三次行动，第一次，组织警力进村第二、第三次，均是以乡镇政府为主进行“清理”。尽管“清理”行动发现了外省籍妇女儿童，但是，雷波县并没有让“容留者”受到法律追究。雷波县委政法委介绍，“一旦交出便既往不咎”是第三次“清理”行动中的“潜规则”。“哪个(容留者)不怕坐监？他要藏起来，你就更找不到人了，他要是都丢在街上，你就更找不到了。”雷波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兴伟坦承。
“清理”
在“黄所格事件”触动公众神经之前，“无序流动人员”问题已引起雷波县政府注意，警方开始对境内“无序流动人员”情况进行摸底。
警方发现，在马颈子、山棱岗、莫红、瓦岗、卡哈洛、锦城、上田坝等中心乡镇，有不少村民收留智障人员。
2009年1月10日，雷波县公安局组织人员，荷枪实弹进入县城附近的帕哈乡磨石村等地，对锦城镇范围内的无序流动人员实施“清理”遣返。
这是雷波县唯一一次主动进行的“清理”工作。之后，该县对“无序流动人员”的“清理”方式，以“村民主动上交”为主。
雷波县委政法委书记苦卫东表示，雷波境内山脉交错、交通不便，从县城到卡哈洛等地往返需要一天时间，只凭警力挨家挨户搜查，难以完成“无序流动人员”的“清理”工作。
经县委讨论，雷波县政府决定，以乡镇为主体、民政配合的方式“清理”“无序流动人员”，也就是说，让各乡镇主动清理、上交无序流动人员。
这一行动当年6月开始，9月结束，共“清理”115人。雷波县政府统计，他们都是外地人。
这次“清理”结束，并没有堵住各地频发的“盲井事件”。
2009年10月29日，雷波籍男子吉纳古日伙同他人，在辽宁建平县一家铁矿矿井内将两名渣工打死，伪造矿难现场骗取赔偿。
12月，湖北大冶曝出“黄所格事件”。雷波县委在一份文件中认为，这给该县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外省人
去年1月5日，雷波县委下发“2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重点是：全县各乡(镇)非法收养、容留的无序流动人员；县内各矿山企业、建筑工地等使用未成年人或使用限制民事行为人员等非法用工现象。
和上次“清理”相比，这次行动的主体同样是乡镇，方法也基本相同：各乡镇将农户家非法容留的“无序流动人员”集中后，送交县政府。
至9月22日行动结束，雷波县政府再次“清理”165名“无序流动人员”，其中智障人士27人、未成年人23人、女性28人，部分未成年人来自甘肃、云南等外省。
通过两次行动，雷波县共“清理”了280名“无序流动人员”。尽管这些被“清理”出的人员中有妇女、儿童及被买卖的智障人员，但是，当地没有任何容留者遭受法律追究。
其实，早在第一次“清理”行动中，雷波县政府就发现，“少部分智障人员是通过买卖的形式进入雷波的”，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传讯了5名涉案人员，仅以训诫了结。雷波警方的理由是，《刑法》修改后取消了“拐卖人口罪”，对买卖成年男性的行为无打击处理的法律依据。
对于第二次“清理”行动中出现的外省籍妇女儿童，雷波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泽明认为：“这些小孩，他们自己思想意识不成熟，所以才会到处流动。”
政法委书记苦卫东再三强调，“清理”行动中，政法委从来没有接到过相关举报和案件线索。
当前，雷波县正在开展新一轮“清理”行动，在这轮行动中，已“清理”出3名“无序流动人员”，全部遣送原籍。
雷波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兴伟说，当地警方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协助外地警方打击“制造矿难骗赔”的行为，在逃的20多名雷波籍嫌犯中，警方目前已抓获4人，今年的目标是要抓获一半在逃者。
3
盲山
“盲井事件”将公众关注的视线引向了“盲流”，而他们的身后，是一座座“盲山”。
《盲山》是导演李杨拍摄的第二部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女大学生被骗至小山村当新娘、想尽办法也无法逃离的故事。
四川宜宾市高县人谢明、珙县人罗辉，是雷波县第三次行动中“清理”出来的165名“盲流”中的两位。他们的亲身经历可以说明，在雷波崇山峻岭中“盲流”们的生活。
农活
2009年，谢明还在宜宾市打工。8月23日，他遇见3人，其中一人名叫白尔布，说可以在宜宾屏山县给谢明找点活干，工钱100元一天。
第二天一早，谢明和这3人踏上了去屏山的班车。车至屏山，白尔布说，当地没活干了，先去他家等两天再去找工作。谢明的身份证、手机、钱包随即被拿走，并被对方带至雷波。
当天深夜，一行人乘面包车到达白尔布位于汶水镇莲花石村的家中。从雷波县城到莲花石村共有20公里路程，交通只有一条山路，由于行人稀少，进出者非常显眼，外人很难隐蔽地进入或离开。
次日大早，谢明被再次转移。他被带至距莲花石村22公里外、帕哈乡磨石村的另一户人家。磨石村离雷波县城10公里，地险人稀，山路较莲花石村更险。
就在谢明抵达磨石村的这天，他未来的“工友”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8月25日，宜宾市人才市场，18岁的珙县少年罗辉在找工作，一名叫山木且的磨石村村民告诉他，自己家里正缺一名小工，罗辉也“无序流动”到了磨石村。
26日，谢明被“容留者”要求干农活。“他们说给我钱，一天100元。”谢明说，自己不相信还能拿到报酬，但他也没有反抗。
最初，谢明要干的活并不重，“容留者”对他也还算和气，只是吃得不好，一天两餐，餐餐洋芋。罗辉则被“容留者”拉着到处走走看看。在这里，他们彼此不能见面。
到了9月底，麦子都种完了，谢明被要求干的活渐渐加重。
谢明开始拒绝劳动，他得到的是关禁闭和饿肚子，“最长一次有四五天没吃饭，水都不让喝。”后来，谢明被送回莲花石村白尔布家。他继续不合作，被反锁在房间里，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
10月21日是谢明印象最深刻的时间节点。这天他吃得不错。原因是白尔布喜得贵子。
次日，谢明提出要回家，但被白尔布要求“先给钱”。“我说，我干活你没给我钱，怎么还要我给你钱？他说有车费、住宿费、医药费，让我给他四千块钱。”
谢明没有钱，他又被关了起来。
下井
另一边，选择妥协的罗辉，已开始帮山木且做农活，山木且答应每天给他50元工钱。罗辉记着日子：“从10月20日到12月2日离开他家，干活40天，工钱2000元。”
与罗辉失去联系的父亲罗坤中，自9月份开始，频频接到匿名电话，“说你家娃儿被人拐骗，要我拿三万块钱去取。”
不久，罗辉被山木且交给熊石举、朱格符、阿色古三人，离开雷波，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跨省下井之旅。
——他先是被带到贵州安顺市金织煤矿做工；5天后，他被转移至云南昆明市石林县平凹煤矿下井；8天后，他再次被转移至曲靖市乐平县小海子煤矿，干活30天。
在这三个地方，罗辉都得到了“每天50元工钱”的承诺。但是，无论是在白尔布家做工，还是在外省下井，他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在外地煤矿做工，不下井的时候，他被反锁在房间里。
罗辉挖煤期间，罗坤中曾收到儿子的一条短信，说自己被困在煤矿，希望父亲去救他。只此一条，再无下文。与此同时，被白尔布“容留”的谢明也开始服软，帮对方做农活，“一般上午喂猪，中午做饭，下午去山上砍柴。”
白尔布是不是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呢？
谢明说：“他不做。我砍完柴，他会和我一起把柴背回家。”
12月下旬，谢明被白尔布交给其他几个人，说是要带他去义乌打工。谢明说，去义乌的面包车上，有三个像他这样被控制的人，分开坐着，彼此不能交流。同时，他们还得到警告，不要逃跑，否则会被砍死。
经过两天三夜的行程，谢明等人到达义乌一个隧道工地，不知为何，工地方和他们的“老板”没有谈拢，耗了3天后，谢明被带回雷波。
逃离
去年1月26日，谢明再次被转手，这次，他听说自己将被带至山西挖煤。在雷波县城转车时，由于没买到车票，他被带到旅馆住宿。睡觉时，他被反锁在房间里，有人轮流看管。次日凌晨6时，趁看守者睡着，谢明从旅馆逃出，跑到派出所报案。
此时，正值雷波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
谢明说，自己告诉接待他的两名民警，拐卖他的人正在旅馆睡觉，但是，民警并没有实施抓捕，也没有做笔录。
后来，谢明被带往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按照雷波县的部署，各乡镇上交的“无序流动人员”全部住在这里。
1月28日，在招待所的第二天，谢明见到了罗辉。
——在云南曲靖结束“挖煤之旅”后，罗辉被人带回雷波，和谢明逃离控制的过程一样，他也是趁看守者睡着时从旅馆逃出的，只是，他逃出的时间是1月25日，比谢明早了两天。
罗辉逃出后也立即报案，但是，警方也没有实施抓捕行动。
2月3日，谢明和罗辉将各自遭遇写成《申诉书》，交给雷波县委政法委。两人详细介绍了自己被骗、被强制劳动、被限制自由、被带出打工以及逃出的全部经过，其中，罗辉还对自己的工钱念念不忘，计算出自己一共被拖欠3950元工钱。
谢明被告知，他应该去宜宾市报案，“他们说，宜宾的公安才能帮我抓人，要回我的身份证和钱。”
2月26日，在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谢明、罗辉被雷波县民政局副局长勒格格日带队送回老家。罗坤中见到儿子后，送了一面锦旗给雷波县民政局。
罗坤中回忆，勒格格日当时说，罗辉工钱的事会调查，查实后就会汇过来。
谢明也得到了类似承诺。
至今，他们都没有得到被拖欠的工钱。尤其是罗辉，他永远都见不到那笔钱了。
2010年4月5日，在高县沙河镇打工的罗辉因车祸遇难，离19岁生日还差一个月。
在雷波、贵州、昆明、曲靖打工赚得的钱，成了罗辉为这个家庭赚到的最大一张白条。
4
逝者
在2010年雷波“清理”上来的165名“无序流动人员”中，有8人永远不会受骗了。他们死在了雷波。
雷波县民政局给这8人的登记表中，在“姓名”一栏，4人“哑巴”，1人“无姓名”，另外3人分别是张东、熊忠涛、圆友土。
这8名“无序流动人员”，生前都曾被送至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救治，死亡原因都是“多器官功能衰竭”。
拒食
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刘利方回忆，这8名病人是2010年7月至8月份陆续送来的，年龄在20岁至50岁之间，平均体重只有40公斤左右，特征是“惊人的虚弱”。
虚弱到什么程度？刘利方说，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肌肉松弛到那个程度的病人”，“肌肉就像一件衣服挂在骨头上。”
原因呢？刘利方推测：“应该是长期不进食造成的。但一般7天以内不进食，不会这样肌肉松弛。他们应该是长期如此的结果。”
刘利方还介绍，8名病人全部“表情单一、神情呆滞、反应迟钝，问他们问题也不回答，刺激反应比较差，很麻木”，但是，医院也没有从他们身上查出病症，他们“心肺、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基本正常”，也看不出外伤。
“他们的病情就是逐渐不能吃饭，不能运动，日渐消瘦。”
“我们每天都让他们去运动，好好吃饭，可是他们从来不回答，只是那样望着我们，眼睛无神。”
“到后来，甚至我们检查都没办法进行了，因为他们站不起来，扶到仪器旁边就会倒下去。”刘利方说，“癌症晚期的病人，营养都比他们要好一点。”
“我们给他们打氨基酸、脂肪素、葡萄糖，给他们口服药物、送食物，可他们都不吃，到最后试着给他们插胃管强制进食，可是胃管是要他们配合吞咽才能插进去，不然可能引起窒息，但他们不配合。”
安葬
“基本上是没有求生欲望了。一个人要是放弃求生的欲望，生存希望就很渺茫了。”刘利方想了想，又补充：“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比放弃求生意愿的还要糟糕。”
“就算我有时候扬起手说‘你再不吃我就打你’，他们还是那样呆滞地望着，仍然不吃。甚至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同伴死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吃饭，多走动，可是这些话基本没什么效果。”
刘利方不知是什么导致病人出现这种状况，他推测：“很大可能是生前受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刺激。”
他介绍，8名病人入院治疗时，距他们一墙之隔的另一间病房里，躺着一名70多岁的女性植物人，她靠流质水果、鸡蛋、营养粉等食物，撑得比那8名病人还久，直到今年上半年才过世。
刘利方强调：“他们精神上应该受过什么刺激。”
圆友土死于2010年8月2日，是8名病人中最先撒手人寰的，当月，还有6人相继死去，“无姓名”熬到了9月18日。
雷波县公安局8月27日给其中一人进行了尸检，法医邓德强介绍，死者身高1.65米，35岁左右，体型消瘦，鉴定结果是“排除机械性外伤致死”。
雷波县民政局统一安葬了这8名死者，地点在雷波后山公墓里。
他们没有墓碑。每个人坟前有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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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福江的盲流生活
邓福江吃着最后一颗洋芋，“吧唧吧唧”。接着，他用满是灰尘的手指，将一根葱叶上的泥巴粗粗剥去，卷曲，送入口中。最后，他拍拍手，用一种熟视无睹的神情，扭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记者，撅动下颚。
这是下午4点，他“吃早饭”时的情景——他刚起床。
他的头发花白、卷曲，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他一只眼睛瞎了，另外一只眼睛很难对同一个物体对焦5秒以上。
他住的是一间约8平方米大的小屋，已经倾斜。小屋内，坑坑洼洼，没有电器，没有现金或存折，没有其他人，仅有一炕，一灶，一锅，以及数捆干柴。
邓福江没有可称为“财产”的东西，也没有亲人。他出生在1940年代，是一名“娃子”，1956年民主改革后，他认了养父，有了家，当上了民兵连长。而后，他精神出现问题，接着，失去上述一切，最后，成了一名“无序流动人员”。
和那些被谋害在井下的人相比，他是幸运的，曾3次被救回。
他第一次被救回是在2008年9月，救他的是同村村民何贞明。当时，何贞明外出东北打工在成都转车，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震惊了。
像大多数智障人士和精神病患者一样，邓福江精神出现问题后，行动仍有一定规律性，比如，他每天都要步行4公里去县里的垃圾堆觅食，一有机会就会去工地或农田帮人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是，他不会离家太远，也不会太久。
当何贞明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邓已经从村子里消失达5个月之久，大家都以为他已客死他乡。
和邓福江在一起的，还有3名陌生男子。何贞明叫来列车长和乘警盘查：3名男子都是雷波西宁镇人，正要带邓福江去山东的煤矿打工。
何贞明对“盲井事件”有所耳闻。他让列车长抄下3人的身份证号，并告诉他们：“你们带他去打工，饭要让他吃饱，人要平安，赚的钱你们就分了，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来找你们。”
当年10月，邓福江回到村子。好景不长，2009年3月间，邓福江再次失踪。
这一回，邓福江赶上了雷波“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2009年6月至9月间，雷波一共清理出65名“无序流动人员”，其中，五官乡的一户人家交出了邓福江。
在“无序流动人员”中，邓福江是属于让人“喜闻乐见”的那一类。发病后的他，依然保持着优良秉性：主动帮陌生人干活，不管是农活还是搬砖，并且还很卖力，同时，他拒绝任何报酬，只接纳地上的“无主之物”。
因此，当邓福江2009年10月第三次失踪时，村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觉得，像邓福江这样的人，“容留者”必然是喜闻乐见的，不管是养在家里干活还是带出去打工，他都是很配合的对象。
这一次，邓福江在雷波马颈子一户“容留者”家里呆了3个月。因为当地又在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他又被交了出来。
没有人知道邓福江在此期间过着怎样的生活，甚至很少有村民注意到，这次回来，邓福江的眼睛瞎了一只。
村民认为，在当下情况下，邓福江的失踪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他是五保户，但由于不会花钱，五保费被存在村里，由组长给他买洋芋，再向村里报账。记者看到，两年来，组长给邓福江买洋芋的记录还没有写满半张纸。
相对而言，县城垃圾堆里总会有富余的食物，因此，邓福江更习惯出门自谋生活。
村民们指着他的背影说，如果有善心，就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否则，他再失踪，就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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