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私人侦探公司 私力救济在社会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私力救济对于纠纷解决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其本身又存在诸多弊端,而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些私力救济的代表私家侦探公司。如何一方面利用侦探调查公司其纠纷解决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抑制其缺陷，各国对待这柄“双刃剑”态度不一。

据资深的教授徐昕归纳，各国对待私力救济大致采取四种态度：

一是保持沉默，既不许可亦不禁止，但事后可能提出异议或实行制裁。

二是完全禁止私力救济，但这种制度安排显然难以落实，禁止还可能增加私力救济的成本，同时也会导致社会成本高昂及法律实践与表达的严重脱节。国家规定此类无法落实的法律原则既无正当性，也无必要性。

三是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四是面对私力救济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承认私力救济为原则，设计出鼓励、许可、默认、禁止私力救济的类型、范围、标准和条件等。

他介绍说，现代大陆法国家多采取第三种，而普通法国家多接近第四种模式。比如，美国就认可并积极地通过法律规制私人执法机构，比如，私人侦探、私人警察等，充分发挥私人在法律实现中的作用。

徐昕认为：“英美法的自由放任主义姿态更为可取，即以大致承认私力救济为原则，同时具体设定禁止私力救济的情形和许可私力救济的条件，为人们的纠纷解决行为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在允许设立民间收债机构设立的法律制定之前，徐昕建议政府对民间收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完全可以放任不管。民间收债使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障，国家从中是有收益的。

他主张，国家应当考虑适当发挥私力救济对于纠纷解决的积极功能，限制并疏导其消极倾向，根据需要通过立法使之逐步、部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三者发挥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更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缓解司法压力，节省公共资源，促进私人自治，维护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