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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杏花:十三年前的惨遭虐待 “从魔窟到爱的天堂”

    袁杏花坐在我面前时,淡蓝色金属框眼镜透出幸福和自信的目光。她的脸上带着谦逊的微笑,像一位年轻的知识女性。

    而十几年前,袁杏花的遭遇,让善良的深圳市民感到触目惊心。

    1993年3月20日,《深圳商报》社会纵横版的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斑斑伤痕苦保姆欲哭无泪袁杏花》的新闻:

    “3月15日,被雇主××打得遍体鳞伤、体虚难支的小保姆袁杏花,终于被翠华居委会干部发现并送到深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这次挨打始自12日。(女雇主)用手拧袁的脸部,用脚踢其胸部及下身,还不许袁杏花往后躲避。同时又抓住杏花的头发将她往墙上死劲撞,直打得杏花鼻青脸肿、鲜血直流,又强迫袁杏花喝下10多杯冷水,并不准她吃饭,不准她睡觉,反复折磨她几次……14日上午……(女雇主)又用铝锅狠狠揍她,并强迫小袁脱下衣服,赤身裸体让其拍照。”

    13年之后重读这些文字,我仍然觉得头皮发麻,心里如锥刺般地疼痛。曾经遭遇如此非人虐待,袁杏花的心里会有怎样的阴影?多年之后,她会接受我的采访吗?她的创伤是否抚平?旧事重提会不会搅乱她已经平静的生活?

    但是当我终于在益民食品联合有限公司见到袁杏花时,突然有些如释重负。现在,她是公司里勤奋负责的员工,是一个拥有幸福婚姻的妻子,是一个4岁男童的母亲。看见她脸上的笑,记者感到十分欣慰。

燕子不归春事晚 一汀烟雨杏花寒

    但是我们的故事必须从15年前说起。

    那一年,袁杏花13岁,她的家在广东河源龙川县,家里有兄妹7个,袁杏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为了让两个小哥哥读书,小学还没有毕业的袁杏花辍学了,先是在家里操持家务,后来为了补贴家用,袁杏花跟随哥哥来到深圳,经人介绍到一对年轻夫妻家做保姆。

    13岁,本来还是在妈妈身边撒娇需要照顾的年龄,但是袁杏花却必须开始照顾别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刚做了妈妈。按理说,一个刚做了妈妈的年轻女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司白领,应该懂得爱,至少明白法律的尊严。但正是这个女人对袁杏花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恶行。

    “我去她家的时候,她的孩子才生下100多天,但是我从没见她流露过任何幸福妈妈的笑容。她似乎与家人关系也不好,经常在电话里和自己妈妈吵架,完了又把气发泄到我身上。”

    “那时候我根本吃不饱饭,一顿饭她只许我吃一碗。也不许我上桌子吃菜,给一点点菜,还只许我在厨房吃。每天还要干很多活,时时刻刻都有饿的感觉……那时候的很多事情,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好像在有意识地忘记,毕竟那不是愉快的记忆。”

    虽然袁杏花竭力保持平静,但是回忆那段岁月时,我仍然能从她的表情中读出痛苦来。

    当时媒体报道,女雇主对袁杏花最残忍的行为还有很多,比如规定年幼的杏花必须每天凌晨2点和4点钟起来给她儿子换尿片,因为杏花有一次没有起床,从此不准袁杏花夜里上床,只允许她趴在床边上睡。

    女雇主对袁杏花实施的非人折磨还有:洗澡时间只能5分钟,还不许关门;未经她的批准不许吃饭,违反就抓住袁杏花的头往墙上撞;忘记给她的儿子讲故事,就脱光杏花的衣服,用冷水从头浇到脚。更为恶劣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那个女雇主还恐吓袁杏花:“要是把我打你的事说出去,我就找你全家拼命!”甚至逼袁杏花脱光衣服拍下裸照,以此要挟可怜又无助的杏花……

杏花未肯无情思 何事行人最断肠

    最早把袁杏花解救出来的是当时的翠华居委会。

    也许那个女雇主心里已经清楚自己的行径迟早要暴露,她也害怕杏花到居委会告状,所以吓唬小杏花:“你没有户口和暂住证,居委会要把你抓起来的,居委会的人都很坏。”年幼的袁杏花从此看到居委会的干部就躲起来。

    正是居委会干部在发现小杏花脸上不寻常的伤痕后出面调查,并及时向派出所报案。女雇主在事情败露后逃走,袁杏花被带到人民医院接受检查,后转到红会医院救治。

    有关袁杏花遭遇的报道艰难地出现在深圳媒体上。说艰难,是因为这个未成年少女的遭遇,让记者都觉得无法承受。深圳读者的心里能否承受这样一个惨剧?

    果然,报道一出,深圳人愤怒了。当天的电话被打爆,所有的人都表示了愤怒,有的人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有的表示要抚养小保姆。一位住在深圳的港人也打来电话,表示应该循法律途径对雇主进行制裁。一位律师愿意免费为小杏花打官司。

    雇主后来被判两年徒刑。

    袁杏花住院后,《深圳商报》开展了大讨论,当时的市总工会主席刘秋容、市妇联副主任王玉洁和邓金英都对女雇主的行为表示谴责,呼吁深圳人应做尊重保姆的文明人。

孤村芳草远 斜日杏花飞

    一个人在经历令人恐惧的黑暗后,一丝晨光带给她的温暖和快慰远超过午间的暖阳。

    多年之后,袁杏花还能清晰回忆起前来看望她关怀她的深圳好心人。

    “每天都会有人来医院看望我。我记得有市公安局的领导、市总工会的领导、市妇联的领导和市劳动局的领导,他们都鼓励我安慰我。还有一些并不认识的老乡,只是从报纸上知道我是龙川人,也拿着花和水果来医院。更多的是不认识的市民,她们看到我后流下了眼泪。”袁杏花回忆说。据报纸统计,在刚进医院的一个星期内,每天有四五十人前来探望,4天之内收到捐款4000元。

    当然,袁杏花也不会忘记1993年3月22日前来看望她的深圳益民食品联合有限公司的领导和员工。因为正是这家公司向她伸出援手,改变了她未来的人生之路。

    “3月22日下午,益民公司领导来看望我。在和我父亲商量过后,公司领导问我:‘长大后你愿意当工人吗?’我说愿意。领导就将一份文件放到我手上,笑着说:‘那你签名吧,签字后你就成为我们公司一员了。’我于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益民公司,记者见到了当年袁杏花与公司签订的那份《深圳市临时工劳动合同书》。合同上说,鉴于袁杏花目前年龄太小还不能做工,公司决定资助她回老家完成初中学业,每月还寄给她60元生活费;杏花毕业后,在她本人自愿的情况下公司将安排她回深圳上班。

    回到家乡后,袁杏花的遭遇被当地媒体广泛披露,对龙川县的领导尤其是教育部门震动很大。由于这里是山区,义务教育无法普及,很多孩子小学没有毕业就出门打工,安全状况令人担忧。县里认为袁杏花回老家继续完成教育很有示范意义。很快,袁杏花就被安排到镇上的龙母中学读书。

    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袁杏花坐到初中的课堂,学习自然非常吃力。加上学校离家比较远,从山坳里的家去学校,要骑一个小时的单车。尽管困难不少,袁杏花还是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每天一大早她就起来跑到学校去背书。班上的同学也都知道袁杏花的情况,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照顾。渐渐地,袁杏花的成绩赶上来了,学习之余,她还参加很多集体活动,喜欢唱歌,喜欢打篮球。她的脸上已经看不到昔日的阴霾了。
1996年,袁杏花毕业了。

    尽管益民公司的高层领导已经更换,但是帮助小杏花的火炬一年年被传递下来。1996年7月5日,益民公司新老总为了兑现承诺,亲自带队来到龙川接杏花回深圳工作。当汽车颠簸了一整天到达龙川县龙母中学时,随行记者被学校的热闹场景惊呆了:原来县教育局和镇政府的领导全到了,他们在学校为袁杏花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7月6日,汽车载着袁杏花来到深圳,来到益民公司。从这天开始,10年间袁杏花和这家公司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两岸晓烟杨柳绿 一园春雨杏花红

    在益民公司,袁杏花努力跟师傅学习,乖巧勤奋,工作改变了她过去沉默内向的性格,很快,原来大家眼里的小杏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俏丽的大姑娘。

    在工作之余,袁杏花喜欢学习,尤喜英语。为了让自己的学习有更大的提升,她报名参加了英语大专的自学考试。从那以后,她把业余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但是英语专业的口语和听力需要比较好的训练条件,没有好的师资力量的指导,在时间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光靠自学很难完成学业。袁杏花在完成部分课程后放弃了英语专业,转而到公司附近一所学校参加电脑专业培训。如今,杏花是公司的记单员,需要将各大超市或订货商所需货物的数量种类通过网络进行汇总,制定生产单,为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提供准确依据。“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年我要是不去学习电脑,就不能做好这个岗位的工作。”这个岗位不仅需要掌握好电脑知识和网络知识,更需要良好的责任心。袁杏花坦承自己也出过错,“但是同样的错不会再犯第二次,我要对得起公司对我的信任。”

    还有一件事必须要说。2001年1月22日,23岁的袁杏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新郎周如永当时任益民公司生产部副部长。

    如今,袁杏花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儿子,他们租住在梅林的一套公寓里。周末休息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家庭和深圳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会在公园里散步,或者坐上看楼车,去寻找适合自己未来的家。对于现状,袁杏花非常满意。谈到儿子,她的脸上露着幸福的微笑;对于目前已经离开公司自己创业的丈夫,袁杏花也非常理解和支持,因为丈夫的努力打拼使她看见了更多的希望。但是她自己选择了留在益民公司。“我13岁来深圳,那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未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未来。因为公司当年对我的救助,我的人生道路一下就清楚起来。我对公司的感情太深了,我不会选择离开这里。我也坚信公司的未来一定会非常好。”

   “对于自己来深圳打工,你后悔过吗?”这是一个我向所有采访过的打工妹都提过的问题。

   “从来没有后悔过!”袁杏花的回答快得出乎我意料,“即便是我当年做保姆被伤害的时候,我也没有后悔过。我能够走出老家的大山,那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机会。后来我出事了,没想到得到那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我又有机会读书,然后再回到深圳工作,还在这里结婚,生子,安家。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因为来到深圳,我的命运改变了。”

    如今,袁杏花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儿子,他们租住在梅林的一套公寓里。周末休息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家庭和深圳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会在公园里散步,或者坐上看楼车,去寻找适合自己未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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