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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谍影】:《风声》忠诚,还是背叛?

    如果说《建国大业》凭借着大牌明星和地毯式宣传,实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商业大片的完美融合,那么《风声》作为“首部谍战大片”,同样找到了商业与主旋律的结合点。这两部被相关部门重点推荐并获市场好评的**,不仅仅成为中国**产业逐渐繁荣的标识,而且打破了主旋律与商业片的界限,改写了主旋律没有票房的惯例。这种主旋律的商业大片化和商业大片的主旋律化,使得1980年代以来官方叙述的脱节与市场经济的隐形书写之间的内在冲突弥合起来。

  与《建国大业》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同,《风声》则从属于最近几年在电视上热播的谍战剧。今年年初播出的《潜伏》取得了市场(收视率高)和体制内(获多项电视剧飞天大奖)双重好评,所以,这种既叫好又叫座的谍战题材就成为当下最为流行的影视剧类型。反特片或间谍片作为一种带有冷战色彩的类型**,曾经是冷战时代颇为盛行的叙述形态,如《007》系列以及1950-1970年代那些耳熟能详的国产反特**:《国庆十点钟》、《英雄虎胆》、《冰山上的来客》等,就连作为样板戏的经典剧目《沙家浜》、《红灯记》等讲述的也是地下工作者故事。反特片曾经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量出现,如《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等,8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2004年以后尤其是2007年《暗算》的成功,重新掀起了间谍片的拍摄热潮。

  这次国产谍战剧的热潮有着更为具体的原因。2002年《**燃烧的岁月》的热播带动了革命历史题的拍摄(如随后的《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等),也使得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以更大的规模出现(2003年前后几乎所有1950-1970年代的红色经典都被改编)。但2004年广电总局出台了两项指导性意见,一个是禁止“戏说红色经典”,第二是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涉案剧(警匪故事)和侦探剧。于是,一种既能讲述革命故事,又能兼具侦探、悬疑的反特故事成为填补“红色经典”改编和涉案、侦探剧的最佳替代物。这些反特故事逐渐取代“**燃烧的岁月”,成为当下讲述革命历史故事最为重要的载体,即使并非反特片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也主要借用谍战故事来作为情节主部。另外,这些冷战时代的谍战故事同样是近几年来全球流行的**类型,暂且不说《007》系列片,其他如《谍中谍》、《谍影重重》都拍摄了两部续集,2007年有《黑皮书》、李安拍摄的《色戒》,以及今年上映的《刺杀希特勒》、《超级女特工》等也是间谍题材。正是在谍战故事拥有国内、国际双重市场预期的前景下,《风声》开启了国内谍战**的序幕,据悉还有两部谍战大片《秋喜》(孙周导演)和《东风雨》(柳云龙导演)即将上映。

  如果说反特片与冷战式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天然的亲缘性,那么为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依然需要这些谍战故事?与冷战时代的间谍片不同的是,后冷战时代最大的特点在于冷战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消失,因此,间谍故事往往呈现一种非善非恶的无间道状态,或者说更多讲述双重间谍、多重间谍的故事,间谍、卧底自身无法确认身份的悲剧性和宿命性成为故事叙述的内核。如《谍影重重》讲述了失忆特工寻找身份的故事,如《黑皮书》、《色戒》中女间谍色诱敌方军官却最终爱上对方的故事。《风声》则倒置反特片的模式(1950-1970年代的反特片是我方寻找敌方特务,而《风声》则是以敌方的视角来寻找隐藏的地下党),把“捉内鬼”的故事讲述为潜伏者处在忠诚与背叛的夹缝之中的故事。

  《风声》改编自近几年来以创作“解密”题材闻名的作家麦家的同名小说,相似情节已经被电视剧《暗算》第三部所拍摄,但《风声》对小说及其电视剧版作为了一些修改。麦家的作品如《暗算》、《解密》等,基本上讲述了各种数学、数字天赋的人如何解译密码的故事。无论是《暗算》中的瞎子阿柄、数学天才黄依依还是《解密》中的大头鬼容金珍,都是具有特异或特殊能力的人物,他(她)们能够破译敌方隐藏的电台和各种高深莫测的密码。这些故事非常恰当地完成一种意识形态询唤,就是一种个人天才的故事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有效结合,既把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同时也为国家利益心甘情愿地作无名英雄。这与反特片在1950-1970年代的集体、阶级的总体性叙述中内在包容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正好相反,是在个人传奇故事中重建一种个人与国家利益的亲密结合。

  《风声》借用了“红色经典”改编所使用的一种把旧有文本中被压抑的欲望释放出来的策略,把对政治的信仰转移为一种欲望、个人、民间伦理的动力学(如《潜伏》中余则成加入共产党是为了爱情)。对于**《风声》来说,被强化和凸显的不是欲望的动力,而是把这些如《烈火中永生》等狱中革命者宁死不屈的故事改写为一种施虐与受虐的故事。与《色戒》选取行房(**)作为看点不同,《风声》则把刑房(暴力)作为最大噱头,使得原小说中以计谋和推理为主的智斗变成了刑房中的肉体及精神刑法(正如对《风声》最多的批评是行刑过程太过残酷)。这种策略或许也借鉴了战后欧洲**中把纳粹情爱化或虐恋化的书写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风声》小说版和**版已然改写了冷战时代的谍战故事。

  与敌我双方对立的反特故事不同,小说《风声》采用了多重叙述角度,上部《东风》选取了共产党的说法,下部《西方》则使用国民党的说法。有趣的问题不在于彼此说法的冲突,而在于这种卧底者、潜伏者想尽一切办法传递情报,甚至不惜牺牲的精神被书写为一种背叛和利用的故事。尤其是潜伏汪伪政府的军统特务顾晓梦把女地下党李宁玉利用自己完成任务,以及李宁玉哥哥的老潘借夫妻身份动员顾晓梦加入共产党,被叙述为一种对女性情谊和夫妻情分的背叛,从而呈现了地下党对政治信仰的无限忠诚和对亲情、友情的深刻背叛的悖论状态。与此相似,**版《风声》把敌人寻找的地下党由李宁玉换成了顾晓梦,李宁玉则成为一个忧伤、专业的译码专家,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的“局外人”(非善非恶),完全不卷入敌人与地下党的争斗,虽然她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但她是不谙世事的、有点偏执的性情中人,当得知顾晓梦是共产党时愤怒不已,认为自己被好姐妹所欺骗。这样一个似乎处在敌我权力结构之外的角色为后冷战的观众提供了进入二元对立结构的中性位置。李宁玉这样一个无辜的、被卷入历史的位置既可以见证顾晓梦等地下党的宁死不屈的伟大,同时也可以用她打顾晓梦的耳光而质疑、原谅间谍/卧底/特务对自我身份的隐瞒与欺骗。

  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动力导致了观众接受这些革命历史故事的重新讲述?这种具有高度模式化的反特剧为主旋律和商业片的汇合提供了适当的叙述空间,人们从中既可以看到英雄人物的传奇、为了政治信仰的牺牲精神,也可以看到惊险、刺激的暴力及性爱场景。也正因为后冷战的背景,使得这些对信仰无限忠诚的地下工作者,才会遭遇忠诚与背叛的双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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